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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时代的古代文学学科建构

核心提示: 学术乃天下公器,因此学术可以也理应参与人类文明的建设和对话。但出于学科的特性,各个学科的参与程度不一,参与方式也各不相同。比如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,相对于文艺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,由其学术传统、研究方法、治学理念、文献资料等方面的本土性所决定,较少受到国外其他人文学科的直接影响,向来自足性非常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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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乃天下公器,因此学术可以也理应参与人类文明的建设和对话。但出于学科的特性,各个学科的参与程度不一,参与方式也各不相同。比如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,相对于文艺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,由其学术传统、研究方法、治学理念、文献资料等方面的本土性所决定,较少受到国外其他人文学科的直接影响,向来自足性非常强。

这里的自足性,或称学术历史传统,是就中华传统文化内部而言的,比如文学经学化倾向(即把文学经典经学化,使文学成为解经之学,对文学经典进行经学阐释、章句考证等),意识形态工具化倾向,以及宋明以来理学心学思潮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甚至是主导作用等。总而言之,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自足的领域内,其传统的学科形态,要么是以主流意识形态(如儒家思想)为中心建构的阐释体系,如《文心雕龙》的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《正纬》《辨骚》《明诗》等,是从本体论到文体论,再到创作论;要么是依存于其他学科或学问,如经史之学的附庸。

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自足性,客观上制约了其进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,参与世界文明建设和对话的进程。固然,受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,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也在逐渐改变其形态,但其学术现代化的历程是比较缓慢的。因此,相对于其他中文学科,就时代性特别是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言,中国古代文学恰恰是最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学科。

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现代化历程和内在建构实际上从近代已经开始。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胡适、鲁迅、闻一多、钱钟书等人的学术思想中,都不乏文化使命感和世界意识。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“走向世界”社会思潮,更引起本领域有识之士的学理自觉,他们纷纷从西方学术思潮中找寻学理依据,进行新的理论体系建构探索,如傅璇琮对丹纳《艺术哲学》“三要素”理论的采用、袁行霈用意象意境概念分析中国诗歌艺术的尝试、罗宗强对文人心态中介作用和文学思想内涵的解析等,逐渐推动形成了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、心理学、美学、文艺学、社会学等交叉融通的局面,其影响直至今日。

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现代化和内在建构的另一个突出标志,是“文化的馈赠”理念的提出。它是与以往“拿来主义”立场相对而言的。在对亨廷顿“文明的冲突”思想进行反思之后,袁行霈提出了“文化的馈赠”思想。在1998年北京大学举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上,他对“文化的馈赠”作了如下的阐释:“文化的馈赠是极富活力和魅力的文明创新活动,各个民族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,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。馈赠的态度是彼此尊重,尊重别人的选择,决不强加于人。馈赠和接受的过程是取长补短、融会贯通。馈赠和接受的结果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、共同发展,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的高度繁荣。因为多元的文明本来就各具本色,吸取外来文明的内容、分量和方式又不相同,交融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仍然是千姿百态,我们的世界仍然是异彩纷呈。”表明了对于中华文化的自尊、自信立场,显示了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的姿态。

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最终体现在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上,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;因此保持文化自信,就是保持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

新时代古代文学学科内在建构的特征,首先体现在以历史的眼光、敬畏的态度、科学的理念,对中华文学与中华文明进行整体观照和重新认知,以古今中外文化通观、人文社科内部学科的交叉融通、文献大数据与人类文明共享互通的意识,参与世界文明的建设与对话。

从实际情形来看,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世界文明的对话经历了从被动加入到主动参与,从部分引领到全面主导的过程。这体现在相关国际学术会议从轮流主办到以中方主办为主,也体现在学者的关注点从“汉学”到“国学”的转变,更体现在话题、方法、视角、阐释、理念诸方面从借鉴外国逐步过渡到中方主导。而相关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,也经历了从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(作者为汉学家)到“中华学术外译丛书”(原作者为中国本土学者)的变化。

其次,以“中华文学”为名,重新建构文学史。汉族文化、文学在大多数时期是居于主流的、强势的文化和文学,因而以往的文学史研究,常常将汉族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割裂对待,以至于那么多部中国文学史事实上被写成了汉族文学史。树立中华民族充分的文化自信,对于建构中华文学大文学史观、重写文学史尤为重要。

例如,每每到了“五四”,学术界就会面临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的问题。事实上,正如现代文明的进程不可逆转一样,现代学术的发展进程也是不可逆转的。否定新文化运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。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因素已经在宋元明清时期有所孕育,只是“五四”时期借助外力发生了突变。谁也不能阻止已经发生的历史,更不能假设历史,或者以此为名置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于不顾。尊重文化传统,以复古为革新是中华文明古今通变的一般原则,但因尊古而泥古甚至复古,则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。

再次,主动走出去找寻中华文学传播和影响的印记,同时客观上增加本土文献资料的库存。在这方面,王小盾的汉喃文研究、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的研究,张伯伟的《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》,童岭的《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》,卞东波的《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》等,都致力于利用域外新材料,将古代文学置于东亚汉文化圈内,从而对中华文学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进行观照和评判。另外,近年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,也纷纷加强了对中华文学传播和影响的关注,如“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”“国外辞赋文献集成与研究”“俄藏中文古籍的调查编目、珍本复制与整理研究”等。

(作者:马自力,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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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康嘉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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